[3] 参见葛洪义：《法治国家与地方法制》，《法学》2009年第12期。
为此，双方进行了和解。这里可以给出一个例子，比如有关律师、医生、药剂师等职业。
在这一过程中，有关什么是组成企业的公共功能这一问题被讨论并得到决定。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法律中的规范是怎样影响其他法律中的规范的。该义务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基于交往关系，也就是说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我所做的并不是网络社会学，而是将我的主张建立在法律上特殊结合的逻辑上，其中，社会交往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如此紧密的关系，并从中产生了法律上的请求权。它既非简单交换，也不是仅仅指向持续性合作，而是介于交换与合作之间。
一般而言，合同在法律上相互独立且各自的效力被分别予以衡量，即使它们与其他合同之间具有经济上的联系。顾祝轩这样看来，围绕法律移植，不管是莱格兰德的语境论还是沃森的法律自律论，均采取了极端的论证方法，而您提出的法律刺激的理论，在承认法律与文化相互结合这一点上，与语境论相一致。广东案例以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服务社会能力为己任，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办法，探索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工商经济类等社会组织直接申请登记制，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和资源参与社会建设。
第二，为权力行使提供正当法律程序。从公民出发，实际上就是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贯彻民主协商的理念。[7] 参见葛洪义：《我国地方法制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湖南案例之所以为人们瞩目，是因为其在程序型法治思维之下坚持了国家建设的基本理念。
这也是设定地方法治试验限度的重要标准。[25]浙江省在历史上就有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传统。
[32]国家建设需要从政治教育、国家认同塑造、国家制度建设、国家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展开，其中法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明确行政权力有限性的同时，提高行政权力行使的有效性。[37]因此，可以说社会的产生是国家建立的基础。中国很大，民族很多、历史很悠久、文化很丰富、地区差异很明显，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我国的法律必然也是多元和多样化的。
当前，在我国社会结构复杂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紧迫情势下，如何对这股力量进行类型化分析，提炼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鲜明特色，并在国家建设视角下审视地方法治试验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已成为我国法学研究工作者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近期更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基层民主的自治形式，逐步构建起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居）民自治组织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村（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自治格局。[19] 参见刘恒等：《走向法治：广东法制建设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法治湖南建设实际上是以限制权力（行政程序法治化）和提升能力（政府服务法治化）为突破口，即在缩小行政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行政权力能力。
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治理逻辑的法治，其建设的主体非常广泛，并非只有政治建构层面的国家才是法治建设的主体，地方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法治建设主体。[4] 参见［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6页。
学者们认为：江浙沪三地的法治实践代表着中国东部法治的发达水平，他们已经先行发展了区域性的法治。[23]据此可知，先行法治化是指我国东部地区在其经济和社会先发的基础上，在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下，率先推进的区域法治化。
公民权利可以从权利保护、宽容、维权和救助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提炼。进入专题： 国家建设 基层民主 国家能力 地方法治 。[1]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恰当的提法应当是法治下的地方法制化。执业律师有20487名，其中专职律师19246名，兼职律师1241名。[39]也就是说，法治是共同特征，制度是基本保证，而两强制衡是根本原理。还须指出的是，地方法治试验涉及法治发展的原动力问题。
[42]因此，地方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先行先试，可以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更切合需求的制度选择，并进而影响制度本身，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制度更新机制，杜绝制度坏死所造成的制度真空。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建立行政决策执行制度、监督制度、纠错制度和评估制度。
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属范围，但《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了不同等级的法律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在下文中拟以湖南、广东和浙江3省的法治实践为例，以类型化的方式对3省近年来实施的法治建设措施进行解读，并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对这些措施加以审视。
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法治试验有可能成为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股新的重要力量。
在相关的国家建设[30]理论中，国家建设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政权确立以后，针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结构所展开的一种持续性的建构行为。参见广东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统计数据》（2011年6月），http：／／zwgk．gd．gov．cn／006940167／201109／t20110922＿283005．html，2012－05－14。也可以说，地方法治试验的首要任务是培育现代社会，使之从一个暴力的、非理性的、个体复仇式的社会走向一个文明的、理性的、诉诸公权力救济的普遍性现代社会。[4]同时，法治也绝不只是一套政治秩序的建构方略，而是一种理性规范的再造和公民观念的塑造过程，直至实现所有的阶级都对国家的现行法律表示巨大的信任，以一种爱父母的情感对待现行法律。
[34] 参见周尚君：《韦伯论技术政治及政治的实质》，《求是学刊》2010年第2期。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鼓励基层先行先试，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在农村体制综合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实行的政经分离和建立农村财务监管平台、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平台等实践都极大地创新了基层民主的管理模式。
2011年的《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规定，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实现政府行政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35]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26]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市场对法制的渴求，如温州模式被认为是自生自发的诱致型制度变迁。[15]因此，在《法治湖南建设纲要》中，湖南省委明确提出建立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健全党委文件的制订程序，并对审查主体、权限和内容作出规定，要求对超越权限、同法律法规或者中央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
[35]马克思·韦伯担忧的是一个政治国家的未老先衰，在有关民族生死存亡重大问题面前失去决断力。[13] 参见王万华：《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破冰之举———解读〈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因此，对地方法治试验的限度进行界定，实际上就是寻找中央治理能力的限度。2011年7月，广东省委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服务社会能力的任务要求，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
编制社会组织名录及考核办法，给予资质优良、社会信誉好的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优先权。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党的机关的公文，是党的机关实施领导、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和交流情况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省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其民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以及全国民营经济500强企业户数等5项指标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并形成以温州模式为代表、以市场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模式。建立省、市两级社会组织扶持发展孵育基地，制订扶持发展专项计划。
[28] 参见陈柳裕等：《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体现在法律与社会之间，要求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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